关于周洁展览的策划意图,并不需要这样一篇文字。因展前6月7日,我与周洁及其男友在望京漫咖啡的对话,已清晰呈现了此前思考。如果说,一本画册需要前言,在我看来,那篇对话已经足够。所以展览结束很久,迟迟未再动笔。但惯性的画册编辑方式,总需一篇专门文章。于是,免不了还要写一篇文字。然每每动笔,却发现写作对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仿佛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线索在各种维度中若隐若现。
通常,一篇策展文字的写作是围绕某种预设的展览目标。此时,写作仿佛与自身对话。但着手周洁的文字,发现惯常模式失效了。单就展览结束点而言,原先按画廊空档期任意确定的36天,在结束前一天遭周洁反对。她不是反对随意选择的“36天”,而是针对“36天”计算方法的质疑。应该说,最初选择这个天数,带有不预设的偶然,却存在一种意义:用一个并非日常生活的周期单位(如周、月)检讨我们对展期固定化的周期理解。周洁在展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将“检讨”进而付诸“36天”的确定上,质疑我们关于36天的确认——以24小时为单位确定一天。比如,从某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算一天,再依此推算36天应该结束的时间点。在周洁看来,这与用周、月等固定单位看待时间周期一样。她提出从某日跨入第二日凌晨就是一天,而无需等到下午凑满24小时。并且,她认为这更符合日常经验。比如,某天早上说前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昨天,而非今天。显然,她的说法有道理。但老黄(黄燎原)担心周洁在35天到36天的凌晨结束,使展览闭幕式没办法进行。同时,还会导致公众误解她没能完成整个展览过程。于是,磋商在我们三人间展开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廊主、一个策展人,在展览即将结束时,对展览应该结束在什么时间点展开讨论。
这种现象,在其它展览中难以想象。但周洁的“36天”却合乎逻辑的发生了,没有一丝刻意。因为,展览最初策划就希望改变惯常结果的观看逻辑。为此,我们选择了未曾完成的铁丝床,将它搬到展厅,让周洁在展厅中继续完成它。此时,人们走进展厅看到的并非习惯的艺术品展示,而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件看似艺术品的铁丝床,不仅是周洁的创作对象,还是她真实的生活器具,是她36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36天”的展示对象不是惯常预期的那般明确——既不是我们习惯中的艺术,也不是习惯中的日常生活,而是模糊两者边界的中间状态。当然,它与艺术史中习以为常的现成品也不一样,是创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通过展览实践寻找认知的模糊性,为的就是对日常确定性认知展开“检讨”,希望艺术实践可以针对认知中隐含的权力,产生“去遮蔽”的开放,并将我们从固化的艺术认知经验,抑或生活认知经验中“解放”出来。整个展览,将一条“线性认知路径”折叠为“球状认知模板”,把认知对象从简化的价值系统中还原为无遮蔽状态下的复杂性。显然,基于如此想法的展览,出现周洁的“反水”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就是展览试图践行的方向。
然而,悖论在于:周洁的“反水”虽然凸显了展览实践的方向性,却导致画廊实际操作的“困难”。经过磋商,三个主体(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未能达成共识,关于展览停止的时间点不能确定。但事情总要进行下去,最终大家确认了一种“中间状态”下的处理方式:凌晨之后,周洁可以随时停止有关艺术的行为,但必须呆在展厅中等原定结束时间离开。这,显然不是某个人意见的单独生效,而是各种意见的混合生效。它的出现,仿佛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不存在简化版的可以认知的对象,世界永远处于复杂力量共同协商的生效过程中。周洁的“36天”,贯穿了这一隐喻。当她穿着睡衣走出展厅的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写作充满了挑战,绝非既有的习惯——与自己的策展目标对话。恰如,老黄的画廊无法按预设的方式闭幕。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生长”的展览,并不断调整自己。此时,展览不是预设下的执行过程,而成为新的主体:不受单一力量控制的存在体,超越了“预设”,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对话者”。正如6月7日曾提及的一种看法:“我们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行为的发生,成为一种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即‘发生即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生’消解了‘定义’本身。”让展览的“发生”成为主体,摆脱单一力量的控制,使周洁的“36天”成为开放的“存在”:它不再是艺术体制内部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所有介入展览的人或行为转化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开幕首日的反应,就超预期地激活了展览的“生长”。这一天,周洁莫名其妙地成为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条。
原因很简单,周洁在开幕式上“躶睡”了那张铁丝床。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肯定,裸睡就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但有一点很清晰,因大众媒体介入,这个展览不再只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事,虽然它们多以粗暴方式加以误读。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但使“展览”变得更具纵深度。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当天,周洁成为头条的理由是:女艺术家将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极具煽动性。它具备所有“狗仔新闻”的要素:床上躶体的色情、铁丝伤害的暴力、36天持续的惊奇,等等。有了如此劲爆的新闻点,点击量自然无忧。或许,基于如此逻辑,展览开始的几天,一些著名媒体专程到现场拍摄裸睡照片。甚至,有记者失望未能拍到预想场景时,竟和周洁商量能不能专门裸睡一下,这样可以保证多少点击量云云。出现如此要求,显然是中国媒体对待艺术的某种共性——艺术不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公众关注。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考虑艺术背后的思考,甚至不关心这些艺术的“事实”到底如何,只选择能够制造新闻的信息点,并将之整合为媒体需要的“标题”。正如,艺术家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传播者不关心这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利传播就会选择。效果确实不错,以至网友发出疑问——36天,来大姨妈怎么办?
如果站在当事人角度看这些报道,会愤怒为何不尊重基本事实。但从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这种“意外”弥足珍贵。原本,艺术品的意义多局限于自身内部,很少能在更大系统内获得“生产”。周洁的“36天”因媒体介入的“意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诸如,关于“裸睡”的问题,原先只是针对展览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6月7日的对话中,我与周洁曾专门讨论过: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我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或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就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这个当时讨论中不是最关键的内容,却成为展览与公众“对话”的关键所在。显然,展览的“生长”超越我们当时的思考,意外地使“作品”获得更大范围的塑造空间。对公众而言,“裸睡”激发了道德主义狂潮。但看似“岸然”的声讨,却缺乏真正严肃的探究。不要说理解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就连基本的事实到底如何都不追问。这与其说是道德的集体主义,不如说混杂了娱乐性的集体发泄——不需要真相,只要“口诛笔伐”的对象。今日中国,公共舆论时常如此。事情的理性辨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口径。貌似公正道义的集体口号,暗流着慰藉式的“肆意”。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定期塑造声讨对象,以满足群氓化的自我狂欢。而当狂欢结束后,大多人又集体性地恢复到现实的现实状态。于是,媒体相应定期制造“对象”,成功标准就是激发了怎样规模的口水。周洁很不幸,她先前认为“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公众需要的“痰盂”,并进一步成为“妖魔化”的当代艺术的典型。没有人注意到:展厅中为何有一张铁丝床,为何出现透明的垃圾桶,为何整齐摆放着快餐食品,为何睡在这张无法安睡的床,等等。他们选择了能够声讨的“点”,并放大为一次道德事件,再据此批判、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的“思考”,将之转变为娱乐对象。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批判,周洁的冷静使展览获得了“反批判”的力量。当她礼貌拒绝记者要求摆拍裸睡时,当她理性回答官方检查展厅的询问时,“36天”的“意义生产”意外刷新。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或可以这样理解,艺术的诞生从不取决艺术自身,而是在观众眼光中得以塑造。正如杜尚意识到艺术家是由公众选择一样,因更广泛的介入者,周洁展览获得更具延展的塑造——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舆情”的一次检讨。作为策展人,我也意外地收获了这份“延展”,原先预设的“开放性”获得更为开放的思考状态。与此同时,我开始面对一种困境:当展览的开放性获得最大可能的外延时,关于意义的表述不得不直面多维度的发生逻辑。文字的思考轨迹,显现为根茎状的缠绕,围绕变化状态中的对话对象——展览。正如,周洁的“裸睡”在激发群体批判的狂欢时,也引来个体化的理解、接受。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一言以蔽。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转型历史阶段的表征。看似正义的公众口水,我们能发现群氓化的简单发泄,同时在低智化的情绪洪流中,也能发现个体具备的道德感的存在。两者看似对立,却混合共生,亦如今日中国所有人的道德与原罪并存——每个追求正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在现实中依赖非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周洁“36天”遭遇的误读或曲解,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中,并不只是显现中国公众与当代艺术的“简单对立”。如果这么看问题,我们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假想出情绪化主体,并掉入另一种误读,成为精英化的自我放大。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一个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具备道德完备性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对错可以评判。同时,每个人也不具备简单评判他人的权力。正如,公众在道德缺乏的现实中需要道德假想的宣泄,媒体因此不断制造相关话题。两者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是共振出一个荒诞的世界。问题在于,荒诞中的每个人,扮演一件事情天使的同时也在出演另一件事情的魔鬼。身处如此现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的儿童。既然不能成为那个儿童,就无需给自己塑造绝对的正确。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检讨回视自身,放弃简单价值判断带来的遮蔽,真正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在承认他人合理的同时认知其荒谬所在。应该说,周洁“36天”激发的强烈反应,作为策展人的我一直试图找到类似的反思点。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宣泄中,我更愿观察那些来到展厅的观众。相对“裸睡”传闻中义愤填膺的谩骂者,这些探究事实究竟如何的人,正是具体事件中的天使扮演者。或许,从魔鬼到天使,就在一瞬间我们是选择简单相信,还是进一步探究。站在这个立场反向检讨艺术的发生,避免魔鬼的方式也是采用相似态度,而非误解之后的对抗升级——将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视作绝对对立。
如果,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实践的意义在于发现抑或揭示“探究”的社会理性。哪怕,它仅存于非理性洪流中的狭长缝隙间。那么,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精英化角色之外的身份——社会实践的参与者,通过与社会的对话激活某种可能,而非英雄主义色彩下的理想引领者。正如周洁的“36天”,无论社会存在怎样误读,只要展厅出现真正愿意面对的观众,它就是有效的社会实践。当代艺术基于此,才能获得文化上的介入价值,而非振臂一呼的简单快感。所以,当在展厅中看到有人静坐角落,一个下午只默默注视周洁或编织、或休息,仿佛进入教堂般,体验展厅特殊的氛围,我深感触动:当代艺术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文化使命,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与他人互动。正如展厅中,不相识的观众寂静地融入作品,那一瞬间,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空间,足以令个体化的艺术行为产生全新意义。关于观众因观看而介入作品,6月7日的对话也曾专门讨论过: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展后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显然当时估计过于保守。实际发生,远超原先设想——展览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的观众介入。以至于,类似陌生人送花、送饭,乃至来展厅共度中秋之类,都不能称为“意外”,单观众前来“裸睡”周洁正在编制的铁丝床,就发生了数次。至于尝试躺躺那张无法安睡的床,展期后半程几乎成为每天的常例。有一次正好我在展厅,一个陌生的90后女孩,再三犹豫后选择了裸睡铁丝床。当她在床上当着很多陌生面孔羞涩脱下内衣的时候,媒体那种“凡脱必炒作”的判断逻辑瞬间变得苍白、可笑。确实,这个在我面前脱去内衣的女孩,没有一丝炒作自己的意图。她只是试图通过个体实践,理解她所陌生的经验,而给予她勇气的正是周洁的“36天”。当代艺术的价值,不正是这种实践化的感知吗?当然,有人因此认为这张铁丝床抄袭了崔西的床。显然,如此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永远只是西方艺术的跟从者。这种看法与媒体大肆宣扬周洁学习“韩国艺术家和猪裸睡”相似,都隐藏了一种自我怀疑:不敢发现自我差异,习惯在他者中确认自我。差别,只是后者更为低俗。但在我看来,周洁的铁丝床(雕塑作品)并非崔西失恋的床(现成品),两者差别还在于:周洁展示的是自己与自己作品的复杂关系,没有一种具体预设的观念,是试图创造关于艺术的开放空间。至于前来尝试床的观众,并非预设的节目,而是开放性实践自然生发的结果。两者,关于艺术的发生与意义表达,显然不同。
当然,如此判断,并非一种价值比较,并不意味着周洁的艺术定位。正如“36天”只是一次具体的艺术实践。我们无需为这场小小展览制造宏大的价值归属。作为当代艺术,放弃领袖欲望的宏大性,不断积累实践中的审视经验,或许才是今天需要面对的。正如这次不断生长的“实践”,如果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审视机会,足矣。
2015年1月5日于望京
——写于周洁“36天”之后
杭春晓
关于周洁展览的策划意图,并不需要这样一篇文字。因展前6月7日,我与周洁及其男友在望京漫咖啡的对话,已清晰呈现了此前思考。如果说,一本画册需要前言,在我看来,那篇对话已经足够。所以展览结束很久,迟迟未再动笔。但惯性的画册编辑方式,总需一篇专门文章。于是,免不了还要写一篇文字。然每每动笔,却发现写作对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仿佛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线索在各种维度中若隐若现。
通常,一篇策展文字的写作是围绕某种预设的展览目标。此时,写作仿佛与自身对话。但着手周洁的文字,发现惯常模式失效了。单就展览结束点而言,原先按画廊空档期任意确定的36天,在结束前一天遭周洁反对。她不是反对随意选择的“36天”,而是针对“36天”计算方法的质疑。应该说,最初选择这个天数,带有不预设的偶然,却存在一种意义:用一个并非日常生活的周期单位(如周、月)检讨我们对展期固定化的周期理解。周洁在展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将“检讨”进而付诸“36天”的确定上,质疑我们关于36天的确认——以24小时为单位确定一天。比如,从某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算一天,再依此推算36天应该结束的时间点。在周洁看来,这与用周、月等固定单位看待时间周期一样。她提出从某日跨入第二日凌晨就是一天,而无需等到下午凑满24小时。并且,她认为这更符合日常经验。比如,某天早上说前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昨天,而非今天。显然,她的说法有道理。但老黄(黄燎原)担心周洁在35天到36天的凌晨结束,使展览闭幕式没办法进行。同时,还会导致公众误解她没能完成整个展览过程。于是,磋商在我们三人间展开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廊主、一个策展人,在展览即将结束时,对展览应该结束在什么时间点展开讨论。
这种现象,在其它展览中难以想象。但周洁的“36天”却合乎逻辑的发生了,没有一丝刻意。因为,展览最初策划就希望改变惯常结果的观看逻辑。为此,我们选择了未曾完成的铁丝床,将它搬到展厅,让周洁在展厅中继续完成它。此时,人们走进展厅看到的并非习惯的艺术品展示,而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件看似艺术品的铁丝床,不仅是周洁的创作对象,还是她真实的生活器具,是她36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36天”的展示对象不是惯常预期的那般明确——既不是我们习惯中的艺术,也不是习惯中的日常生活,而是模糊两者边界的中间状态。当然,它与艺术史中习以为常的现成品也不一样,是创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通过展览实践寻找认知的模糊性,为的就是对日常确定性认知展开“检讨”,希望艺术实践可以针对认知中隐含的权力,产生“去遮蔽”的开放,并将我们从固化的艺术认知经验,抑或生活认知经验中“解放”出来。整个展览,将一条“线性认知路径”折叠为“球状认知模板”,把认知对象从简化的价值系统中还原为无遮蔽状态下的复杂性。显然,基于如此想法的展览,出现周洁的“反水”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就是展览试图践行的方向。
然而,悖论在于:周洁的“反水”虽然凸显了展览实践的方向性,却导致画廊实际操作的“困难”。经过磋商,三个主体(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未能达成共识,关于展览停止的时间点不能确定。但事情总要进行下去,最终大家确认了一种“中间状态”下的处理方式:凌晨之后,周洁可以随时停止有关艺术的行为,但必须呆在展厅中等原定结束时间离开。这,显然不是某个人意见的单独生效,而是各种意见的混合生效。它的出现,仿佛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不存在简化版的可以认知的对象,世界永远处于复杂力量共同协商的生效过程中。周洁的“36天”,贯穿了这一隐喻。当她穿着睡衣走出展厅的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写作充满了挑战,绝非既有的习惯——与自己的策展目标对话。恰如,老黄的画廊无法按预设的方式闭幕。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生长”的展览,并不断调整自己。此时,展览不是预设下的执行过程,而成为新的主体:不受单一力量控制的存在体,超越了“预设”,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对话者”。正如6月7日曾提及的一种看法:“我们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行为的发生,成为一种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即‘发生即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生’消解了‘定义’本身。”让展览的“发生”成为主体,摆脱单一力量的控制,使周洁的“36天”成为开放的“存在”:它不再是艺术体制内部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所有介入展览的人或行为转化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开幕首日的反应,就超预期地激活了展览的“生长”。这一天,周洁莫名其妙地成为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条。
原因很简单,周洁在开幕式上“躶睡”了那张铁丝床。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肯定,裸睡就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但有一点很清晰,因大众媒体介入,这个展览不再只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事,虽然它们多以粗暴方式加以误读。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但使“展览”变得更具纵深度。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当天,周洁成为头条的理由是:女艺术家将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极具煽动性。它具备所有“狗仔新闻”的要素:床上躶体的色情、铁丝伤害的暴力、36天持续的惊奇,等等。有了如此劲爆的新闻点,点击量自然无忧。或许,基于如此逻辑,展览开始的几天,一些著名媒体专程到现场拍摄裸睡照片。甚至,有记者失望未能拍到预想场景时,竟和周洁商量能不能专门裸睡一下,这样可以保证多少点击量云云。出现如此要求,显然是中国媒体对待艺术的某种共性——艺术不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公众关注。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考虑艺术背后的思考,甚至不关心这些艺术的“事实”到底如何,只选择能够制造新闻的信息点,并将之整合为媒体需要的“标题”。正如,艺术家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传播者不关心这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利传播就会选择。效果确实不错,以至网友发出疑问——36天,来大姨妈怎么办?
如果站在当事人角度看这些报道,会愤怒为何不尊重基本事实。但从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这种“意外”弥足珍贵。原本,艺术品的意义多局限于自身内部,很少能在更大系统内获得“生产”。周洁的“36天”因媒体介入的“意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诸如,关于“裸睡”的问题,原先只是针对展览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6月7日的对话中,我与周洁曾专门讨论过: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我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或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就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这个当时讨论中不是最关键的内容,却成为展览与公众“对话”的关键所在。显然,展览的“生长”超越我们当时的思考,意外地使“作品”获得更大范围的塑造空间。对公众而言,“裸睡”激发了道德主义狂潮。但看似“岸然”的声讨,却缺乏真正严肃的探究。不要说理解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就连基本的事实到底如何都不追问。这与其说是道德的集体主义,不如说混杂了娱乐性的集体发泄——不需要真相,只要“口诛笔伐”的对象。今日中国,公共舆论时常如此。事情的理性辨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口径。貌似公正道义的集体口号,暗流着慰藉式的“肆意”。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定期塑造声讨对象,以满足群氓化的自我狂欢。而当狂欢结束后,大多人又集体性地恢复到现实的现实状态。于是,媒体相应定期制造“对象”,成功标准就是激发了怎样规模的口水。周洁很不幸,她先前认为“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公众需要的“痰盂”,并进一步成为“妖魔化”的当代艺术的典型。没有人注意到:展厅中为何有一张铁丝床,为何出现透明的垃圾桶,为何整齐摆放着快餐食品,为何睡在这张无法安睡的床,等等。他们选择了能够声讨的“点”,并放大为一次道德事件,再据此批判、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的“思考”,将之转变为娱乐对象。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批判,周洁的冷静使展览获得了“反批判”的力量。当她礼貌拒绝记者要求摆拍裸睡时,当她理性回答官方检查展厅的询问时,“36天”的“意义生产”意外刷新。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或可以这样理解,艺术的诞生从不取决艺术自身,而是在观众眼光中得以塑造。正如杜尚意识到艺术家是由公众选择一样,因更广泛的介入者,周洁展览获得更具延展的塑造——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舆情”的一次检讨。作为策展人,我也意外地收获了这份“延展”,原先预设的“开放性”获得更为开放的思考状态。与此同时,我开始面对一种困境:当展览的开放性获得最大可能的外延时,关于意义的表述不得不直面多维度的发生逻辑。文字的思考轨迹,显现为根茎状的缠绕,围绕变化状态中的对话对象——展览。正如,周洁的“裸睡”在激发群体批判的狂欢时,也引来个体化的理解、接受。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一言以蔽。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转型历史阶段的表征。看似正义的公众口水,我们能发现群氓化的简单发泄,同时在低智化的情绪洪流中,也能发现个体具备的道德感的存在。两者看似对立,却混合共生,亦如今日中国所有人的道德与原罪并存——每个追求正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在现实中依赖非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周洁“36天”遭遇的误读或曲解,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中,并不只是显现中国公众与当代艺术的“简单对立”。如果这么看问题,我们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假想出情绪化主体,并掉入另一种误读,成为精英化的自我放大。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一个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具备道德完备性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对错可以评判。同时,每个人也不具备简单评判他人的权力。正如,公众在道德缺乏的现实中需要道德假想的宣泄,媒体因此不断制造相关话题。两者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是共振出一个荒诞的世界。问题在于,荒诞中的每个人,扮演一件事情天使的同时也在出演另一件事情的魔鬼。身处如此现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的儿童。既然不能成为那个儿童,就无需给自己塑造绝对的正确。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检讨回视自身,放弃简单价值判断带来的遮蔽,真正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在承认他人合理的同时认知其荒谬所在。应该说,周洁“36天”激发的强烈反应,作为策展人的我一直试图找到类似的反思点。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宣泄中,我更愿观察那些来到展厅的观众。相对“裸睡”传闻中义愤填膺的谩骂者,这些探究事实究竟如何的人,正是具体事件中的天使扮演者。或许,从魔鬼到天使,就在一瞬间我们是选择简单相信,还是进一步探究。站在这个立场反向检讨艺术的发生,避免魔鬼的方式也是采用相似态度,而非误解之后的对抗升级——将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视作绝对对立。
如果,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实践的意义在于发现抑或揭示“探究”的社会理性。哪怕,它仅存于非理性洪流中的狭长缝隙间。那么,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精英化角色之外的身份——社会实践的参与者,通过与社会的对话激活某种可能,而非英雄主义色彩下的理想引领者。正如周洁的“36天”,无论社会存在怎样误读,只要展厅出现真正愿意面对的观众,它就是有效的社会实践。当代艺术基于此,才能获得文化上的介入价值,而非振臂一呼的简单快感。所以,当在展厅中看到有人静坐角落,一个下午只默默注视周洁或编织、或休息,仿佛进入教堂般,体验展厅特殊的氛围,我深感触动:当代艺术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文化使命,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与他人互动。正如展厅中,不相识的观众寂静地融入作品,那一瞬间,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空间,足以令个体化的艺术行为产生全新意义。关于观众因观看而介入作品,6月7日的对话也曾专门讨论过: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展后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显然当时估计过于保守。实际发生,远超原先设想——展览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的观众介入。以至于,类似陌生人送花、送饭,乃至来展厅共度中秋之类,都不能称为“意外”,单观众前来“裸睡”周洁正在编制的铁丝床,就发生了数次。至于尝试躺躺那张无法安睡的床,展期后半程几乎成为每天的常例。有一次正好我在展厅,一个陌生的90后女孩,再三犹豫后选择了裸睡铁丝床。当她在床上当着很多陌生面孔羞涩脱下内衣的时候,媒体那种“凡脱必炒作”的判断逻辑瞬间变得苍白、可笑。确实,这个在我面前脱去内衣的女孩,没有一丝炒作自己的意图。她只是试图通过个体实践,理解她所陌生的经验,而给予她勇气的正是周洁的“36天”。当代艺术的价值,不正是这种实践化的感知吗?当然,有人因此认为这张铁丝床抄袭了崔西的床。显然,如此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永远只是西方艺术的跟从者。这种看法与媒体大肆宣扬周洁学习“韩国艺术家和猪裸睡”相似,都隐藏了一种自我怀疑:不敢发现自我差异,习惯在他者中确认自我。差别,只是后者更为低俗。但在我看来,周洁的铁丝床(雕塑作品)并非崔西失恋的床(现成品),两者差别还在于:周洁展示的是自己与自己作品的复杂关系,没有一种具体预设的观念,是试图创造关于艺术的开放空间。至于前来尝试床的观众,并非预设的节目,而是开放性实践自然生发的结果。两者,关于艺术的发生与意义表达,显然不同。
当然,如此判断,并非一种价值比较,并不意味着周洁的艺术定位。正如“36天”只是一次具体的艺术实践。我们无需为这场小小展览制造宏大的价值归属。作为当代艺术,放弃领袖欲望的宏大性,不断积累实践中的审视经验,或许才是今天需要面对的。正如这次不断生长的“实践”,如果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审视机会,足矣。
2015年1月5日于望京
与“展览”的对话
——写于周洁“36天”之后
杭春晓
关于周洁展览的策划意图,并不需要这样一篇文字。因展前6月7日,我与周洁及其男友在望京漫咖啡的对话,已清晰呈现了此前思考。如果说,一本画册需要前言,在我看来,那篇对话已经足够。所以展览结束很久,迟迟未再动笔。但惯性的画册编辑方式,总需一篇专门文章。于是,免不了还要写一篇文字。然每每动笔,却发现写作对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仿佛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线索在各种维度中若隐若现。
通常,一篇策展文字的写作是围绕某种预设的展览目标。此时,写作仿佛与自身对话。但着手周洁的文字,发现惯常模式失效了。单就展览结束点而言,原先按画廊空档期任意确定的36天,在结束前一天遭周洁反对。她不是反对随意选择的“36天”,而是针对“36天”计算方法的质疑。应该说,最初选择这个天数,带有不预设的偶然,却存在一种意义:用一个并非日常生活的周期单位(如周、月)检讨我们对展期固定化的周期理解。周洁在展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将“检讨”进而付诸“36天”的确定上,质疑我们关于36天的确认——以24小时为单位确定一天。比如,从某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算一天,再依此推算36天应该结束的时间点。在周洁看来,这与用周、月等固定单位看待时间周期一样。她提出从某日跨入第二日凌晨就是一天,而无需等到下午凑满24小时。并且,她认为这更符合日常经验。比如,某天早上说前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昨天,而非今天。显然,她的说法有道理。但老黄(黄燎原)担心周洁在35天到36天的凌晨结束,使展览闭幕式没办法进行。同时,还会导致公众误解她没能完成整个展览过程。于是,磋商在我们三人间展开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廊主、一个策展人,在展览即将结束时,对展览应该结束在什么时间点展开讨论。
这种现象,在其它展览中难以想象。但周洁的“36天”却合乎逻辑的发生了,没有一丝刻意。因为,展览最初策划就希望改变惯常结果的观看逻辑。为此,我们选择了未曾完成的铁丝床,将它搬到展厅,让周洁在展厅中继续完成它。此时,人们走进展厅看到的并非习惯的艺术品展示,而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件看似艺术品的铁丝床,不仅是周洁的创作对象,还是她真实的生活器具,是她36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36天”的展示对象不是惯常预期的那般明确——既不是我们习惯中的艺术,也不是习惯中的日常生活,而是模糊两者边界的中间状态。当然,它与艺术史中习以为常的现成品也不一样,是创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通过展览实践寻找认知的模糊性,为的就是对日常确定性认知展开“检讨”,希望艺术实践可以针对认知中隐含的权力,产生“去遮蔽”的开放,并将我们从固化的艺术认知经验,抑或生活认知经验中“解放”出来。整个展览,将一条“线性认知路径”折叠为“球状认知模板”,把认知对象从简化的价值系统中还原为无遮蔽状态下的复杂性。显然,基于如此想法的展览,出现周洁的“反水”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就是展览试图践行的方向。
然而,悖论在于:周洁的“反水”虽然凸显了展览实践的方向性,却导致画廊实际操作的“困难”。经过磋商,三个主体(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未能达成共识,关于展览停止的时间点不能确定。但事情总要进行下去,最终大家确认了一种“中间状态”下的处理方式:凌晨之后,周洁可以随时停止有关艺术的行为,但必须呆在展厅中等原定结束时间离开。这,显然不是某个人意见的单独生效,而是各种意见的混合生效。它的出现,仿佛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不存在简化版的可以认知的对象,世界永远处于复杂力量共同协商的生效过程中。周洁的“36天”,贯穿了这一隐喻。当她穿着睡衣走出展厅的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写作充满了挑战,绝非既有的习惯——与自己的策展目标对话。恰如,老黄的画廊无法按预设的方式闭幕。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生长”的展览,并不断调整自己。此时,展览不是预设下的执行过程,而成为新的主体:不受单一力量控制的存在体,超越了“预设”,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对话者”。正如6月7日曾提及的一种看法:“我们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行为的发生,成为一种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即‘发生即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生’消解了‘定义’本身。”让展览的“发生”成为主体,摆脱单一力量的控制,使周洁的“36天”成为开放的“存在”:它不再是艺术体制内部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所有介入展览的人或行为转化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开幕首日的反应,就超预期地激活了展览的“生长”。这一天,周洁莫名其妙地成为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条。
原因很简单,周洁在开幕式上“躶睡”了那张铁丝床。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肯定,裸睡就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但有一点很清晰,因大众媒体介入,这个展览不再只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事,虽然它们多以粗暴方式加以误读。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但使“展览”变得更具纵深度。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当天,周洁成为头条的理由是:女艺术家将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极具煽动性。它具备所有“狗仔新闻”的要素:床上躶体的色情、铁丝伤害的暴力、36天持续的惊奇,等等。有了如此劲爆的新闻点,点击量自然无忧。或许,基于如此逻辑,展览开始的几天,一些著名媒体专程到现场拍摄裸睡照片。甚至,有记者失望未能拍到预想场景时,竟和周洁商量能不能专门裸睡一下,这样可以保证多少点击量云云。出现如此要求,显然是中国媒体对待艺术的某种共性——艺术不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公众关注。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考虑艺术背后的思考,甚至不关心这些艺术的“事实”到底如何,只选择能够制造新闻的信息点,并将之整合为媒体需要的“标题”。正如,艺术家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传播者不关心这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利传播就会选择。效果确实不错,以至网友发出疑问——36天,来大姨妈怎么办?
如果站在当事人角度看这些报道,会愤怒为何不尊重基本事实。但从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这种“意外”弥足珍贵。原本,艺术品的意义多局限于自身内部,很少能在更大系统内获得“生产”。周洁的“36天”因媒体介入的“意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诸如,关于“裸睡”的问题,原先只是针对展览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6月7日的对话中,我与周洁曾专门讨论过: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我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或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就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这个当时讨论中不是最关键的内容,却成为展览与公众“对话”的关键所在。显然,展览的“生长”超越我们当时的思考,意外地使“作品”获得更大范围的塑造空间。对公众而言,“裸睡”激发了道德主义狂潮。但看似“岸然”的声讨,却缺乏真正严肃的探究。不要说理解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就连基本的事实到底如何都不追问。这与其说是道德的集体主义,不如说混杂了娱乐性的集体发泄——不需要真相,只要“口诛笔伐”的对象。今日中国,公共舆论时常如此。事情的理性辨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口径。貌似公正道义的集体口号,暗流着慰藉式的“肆意”。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定期塑造声讨对象,以满足群氓化的自我狂欢。而当狂欢结束后,大多人又集体性地恢复到现实的现实状态。于是,媒体相应定期制造“对象”,成功标准就是激发了怎样规模的口水。周洁很不幸,她先前认为“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公众需要的“痰盂”,并进一步成为“妖魔化”的当代艺术的典型。没有人注意到:展厅中为何有一张铁丝床,为何出现透明的垃圾桶,为何整齐摆放着快餐食品,为何睡在这张无法安睡的床,等等。他们选择了能够声讨的“点”,并放大为一次道德事件,再据此批判、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的“思考”,将之转变为娱乐对象。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批判,周洁的冷静使展览获得了“反批判”的力量。当她礼貌拒绝记者要求摆拍裸睡时,当她理性回答官方检查展厅的询问时,“36天”的“意义生产”意外刷新。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或可以这样理解,艺术的诞生从不取决艺术自身,而是在观众眼光中得以塑造。正如杜尚意识到艺术家是由公众选择一样,因更广泛的介入者,周洁展览获得更具延展的塑造——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舆情”的一次检讨。作为策展人,我也意外地收获了这份“延展”,原先预设的“开放性”获得更为开放的思考状态。与此同时,我开始面对一种困境:当展览的开放性获得最大可能的外延时,关于意义的表述不得不直面多维度的发生逻辑。文字的思考轨迹,显现为根茎状的缠绕,围绕变化状态中的对话对象——展览。正如,周洁的“裸睡”在激发群体批判的狂欢时,也引来个体化的理解、接受。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一言以蔽。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转型历史阶段的表征。看似正义的公众口水,我们能发现群氓化的简单发泄,同时在低智化的情绪洪流中,也能发现个体具备的道德感的存在。两者看似对立,却混合共生,亦如今日中国所有人的道德与原罪并存——每个追求正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在现实中依赖非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周洁“36天”遭遇的误读或曲解,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中,并不只是显现中国公众与当代艺术的“简单对立”。如果这么看问题,我们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假想出情绪化主体,并掉入另一种误读,成为精英化的自我放大。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一个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具备道德完备性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对错可以评判。同时,每个人也不具备简单评判他人的权力。正如,公众在道德缺乏的现实中需要道德假想的宣泄,媒体因此不断制造相关话题。两者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是共振出一个荒诞的世界。问题在于,荒诞中的每个人,扮演一件事情天使的同时也在出演另一件事情的魔鬼。身处如此现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的儿童。既然不能成为那个儿童,就无需给自己塑造绝对的正确。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检讨回视自身,放弃简单价值判断带来的遮蔽,真正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在承认他人合理的同时认知其荒谬所在。应该说,周洁“36天”激发的强烈反应,作为策展人的我一直试图找到类似的反思点。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宣泄中,我更愿观察那些来到展厅的观众。相对“裸睡”传闻中义愤填膺的谩骂者,这些探究事实究竟如何的人,正是具体事件中的天使扮演者。或许,从魔鬼到天使,就在一瞬间我们是选择简单相信,还是进一步探究。站在这个立场反向检讨艺术的发生,避免魔鬼的方式也是采用相似态度,而非误解之后的对抗升级——将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视作绝对对立。
如果,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实践的意义在于发现抑或揭示“探究”的社会理性。哪怕,它仅存于非理性洪流中的狭长缝隙间。那么,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精英化角色之外的身份——社会实践的参与者,通过与社会的对话激活某种可能,而非英雄主义色彩下的理想引领者。正如周洁的“36天”,无论社会存在怎样误读,只要展厅出现真正愿意面对的观众,它就是有效的社会实践。当代艺术基于此,才能获得文化上的介入价值,而非振臂一呼的简单快感。所以,当在展厅中看到有人静坐角落,一个下午只默默注视周洁或编织、或休息,仿佛进入教堂般,体验展厅特殊的氛围,我深感触动:当代艺术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文化使命,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与他人互动。正如展厅中,不相识的观众寂静地融入作品,那一瞬间,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空间,足以令个体化的艺术行为产生全新意义。关于观众因观看而介入作品,6月7日的对话也曾专门讨论过: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展后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显然当时估计过于保守。实际发生,远超原先设想——展览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的观众介入。以至于,类似陌生人送花、送饭,乃至来展厅共度中秋之类,都不能称为“意外”,单观众前来“裸睡”周洁正在编制的铁丝床,就发生了数次。至于尝试躺躺那张无法安睡的床,展期后半程几乎成为每天的常例。有一次正好我在展厅,一个陌生的90后女孩,再三犹豫后选择了裸睡铁丝床。当她在床上当着很多陌生面孔羞涩脱下内衣的时候,媒体那种“凡脱必炒作”的判断逻辑瞬间变得苍白、可笑。确实,这个在我面前脱去内衣的女孩,没有一丝炒作自己的意图。她只是试图通过个体实践,理解她所陌生的经验,而给予她勇气的正是周洁的“36天”。当代艺术的价值,不正是这种实践化的感知吗?当然,有人因此认为这张铁丝床抄袭了崔西的床。显然,如此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永远只是西方艺术的跟从者。这种看法与媒体大肆宣扬周洁学习“韩国艺术家和猪裸睡”相似,都隐藏了一种自我怀疑:不敢发现自我差异,习惯在他者中确认自我。差别,只是后者更为低俗。但在我看来,周洁的铁丝床(雕塑作品)并非崔西失恋的床(现成品),两者差别还在于:周洁展示的是自己与自己作品的复杂关系,没有一种具体预设的观念,是试图创造关于艺术的开放空间。至于前来尝试床的观众,并非预设的节目,而是开放性实践自然生发的结果。两者,关于艺术的发生与意义表达,显然不同。
当然,如此判断,并非一种价值比较,并不意味着周洁的艺术定位。正如“36天”只是一次具体的艺术实践。我们无需为这场小小展览制造宏大的价值归属。作为当代艺术,放弃领袖欲望的宏大性,不断积累实践中的审视经验,或许才是今天需要面对的。正如这次不断生长的“实践”,如果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审视机会,足矣。
2015年1月5日于望京
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美术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于《文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等期刊发表《绘画资源的开放——古物陈列所与民初中国画》、《文人理想的幻灭与重建——文徵明的出仕、致仕及其心理辨析》、《以“仁”代“义”——忆陈侍郎书画合卷与溥心畬的“遗民想象”》等论文;出版《渐进式文化改良——以民初北京地区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获选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方法论与美术史个案叙事》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