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 杭春晓 连系,6月7日,展览前关于36天的谈话

杭: 完全是一个生活用具又不对了,它是介于生活用具,动作的对象,还有展示物(之间的模糊不定的东西)。它首先是一个展示物,它同时是你生活的依据,你跟这个床发生的关系。实际上,床和其他(物品)的联系不在于它的媒材和功能,而在于人的行动。这件作品的意义恰恰在这。比如讲,我们在这个咖啡馆,它到底是工作还是休闲(场所)?因为你的行动使得这张床发生变化。又因为你的行动发生在展区里,所以这张床又不是你日常的行为系统的对象。

连:如果按照这个思维往下想,这张床的概念是不是被限定在这个空间里了?她的所有行为、每个举动,所有的东西在旁观者看来不过是在解释这张床,人太容易陷进(常规的思维里)去了。

不会是解释。因为,你只要去看了以后,这张床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吃的食物,生活用品,都在减少,玻璃钢里面的垃圾也在慢慢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人的行为。至于这是一件作品还是那张床是作品,还是垃圾是作品,还是这些食物是作品,都已经不重要了。

周:其实这是一个整体。

杭:边界全部打开。而打开边界的线索是什么?是人的行动。人的行动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物的意义的边界和对通常物的关系的理解产生的变化。这不同于行为艺术,行为艺术的行为是具有仪式感和表演性的。而现在我们讲的这种行动,是由人的行为作为行动的线索来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定义。你看这里,是公园还是森林?它,这个绿色植物摆在这,是因为人的行动的介入,这里的意义才能够发生变化,成为公园。物还是那个物,是因为人的行动使物的系统发生变化。那么周洁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我跟她聊过之后,我们觉得是把她的作品从以前那种工具化表述的结果的对象里重新释放开来,放在一个展场上,由人的行动重新赋予。这个行动是一个生活的行动还是一次艺术的行动还是一个展区的行动也产生模糊。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周:我跟连系讨论过食物的设定、整个空间设置跟床的关系。

连:我还是觉得,它们现在还缺乏关联,它(铁丝床)可能显得有些突兀。

周:人的行为将所有的物联系起来,让它们之间发生关系。

连:但人的行为会产生经验的共享,而这种经验的共享会导致这件作品被误解。

杭:这就恰恰是开放性。这个展览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原先认识的意义系统中,不断的设置一些误读给别人。我们这代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断要发出对世界重新定义的行为。重新定义是一种描述,不是界定,是描述我们的状态。你误读是你的事,我不管。因为,所有的东西的闭合逻辑在于,最终是周洁这一个月的行动,使得这些物的关系、属性都发生变化。你想,这个展厅中,每天都会发生变化,床会发生变化,食物会发生变化,垃圾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一种开放性。因为人的行动产生的变化使的物与物的关系被重新建立。

连:还是去从感觉上和触觉上去想,它为什么是床为什么是铁床,它有什么必然性,它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

周:铁丝做的床,它有它本身的视觉体验,它跟木头或是其他去做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而且铁丝和床也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不用铁丝做其他的物品,为什么非得是床。

杭:用的铁丝做这张床恰恰是根据她这个人的行为形成的矛盾张力,就是我们劳动所制造的东西是我们于生活的依托,但是这张床却是不断的在破坏着生活,因为睡在这床上是对生活的整体的破坏。

连:这床带来这样的感觉。它跟周围的东西的联系,她每天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融入这种感觉。

杭:你是说吃的食物也要有伤害?

连:不一定有伤害。它稍微模糊些,但应该有一定的指向。不光是食物,包括周围的布局,整个生活的质感。

杭:没错,她的个人行为本身、床和这样一个展览的预设机制是一致同步的,机制也是对人的行为的伤害。因为人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中去生活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及其痛苦的事情。

周:恩,因为每天都要睡在上面。

杭:这个跟展览机制是吻合的。方便面系统和其它什么食物系统也是吻合的。因为方便面和即食食物是我们人类制造出来一整套便捷生活方式,但这种便捷生活方式跟这张床是一样的伤害。

周:那肯定。因为放的食物肯定是便捷食物,不可能是新鲜的食物,因为要保存一个月。

连:方便面给人的感觉其实是一种低劣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关系就太生硬太明显了。

杭:那你觉得摆什么东西呢?

连:它应该是,很富有营养,很先进的食物。

杭:太抒情了。很营养很先进的,是一种享受。

连:享受的同时,比如说,纽崔莱,葡萄糖或者是其它补品,很容易提供我们生活所必须……

杭:但纽崔莱跟这张床的关系,按你讲的这种逻辑,恰恰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制造的这张床是不断破坏和瓦解我们的生活,纽崔莱在不断完善我们生活,而方便面才是最贴切的。

连:不见得。我觉得纽崔莱不见得在完善我们的生活。如果,某一天人的生活完全靠这种智能化的物品实现的话,人会不会缺什么东西?

杭:你这是用抒情的形式感概,我们现在都在技术化和便捷化,我们没觉得缺什么,我们现在把对话录音,我们只是便捷了,没觉得缺什么。纽崔莱在今天的文化意义系统里就是一个奢侈品,它是辅助我们生活更奢侈,让我们生活更美好的。

周:这些便捷,这些先进,其实也是在另一层面上在伤害我们。

杭:纽崔莱没伤害啊。

连:我不敢肯定我们吃的东西如果都变得如此便捷,人的感觉还剩下什么?

杭:什么是人的感觉?人的感觉恰恰是人的自我意识想象的一个系统。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丢掉,就讲便捷。除了便捷,这个物在我们今天文化意义上产生的作用是什么?纽崔莱葡萄糖等等,它是补品,它是让我们生活更美好的补品。

周:他的意思是说,很多东西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快速,但人的感知能力恰恰会被削弱。

杭:那跟床没关系,床并没有让我们的感知能力变弱。我们讲得不是便捷和变弱的关系。

连:但它(铁丝床)是一个产物,它是我们感知完全被剥夺之后的产物。比如说我触碰了这张桌子,人是有感应的……

杭:你的感应怎么被剥夺了?

连:你品尝鲜肉和蔬菜,那是有味觉上的感受的,人的味觉感受是比较丰富的;但人喝葡萄糖的时候的味觉感受是非常统一的。其实葡萄糖是人造的一个系统把人给封闭起来了。

杭:我们就讲这个知觉本身,不是接触完了之后你的描述,那葡萄糖和吃青菜有什么区别?葡萄糖是人的另外一个系统加工的,无非是加工等级和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生活,和她与周围发生的关系。那我不排除摆纽崔莱,因为它增加了复杂性。你可以摆一排的方便面再摆两罐纽崔莱,摆一点葡萄糖。反正不管我们吃什么,纽崔莱也罢,方便面也罢,通通都变成玻璃筒里的垃圾。

周:所有都被消耗掉了?

杭:对,消耗就是接触本身。至于消耗后产生的舒服也罢,快乐也罢,那玩意是古典艺术完成的。要做的是一个意义系统的重新剥离。

周: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要说的不单是食物,我说的是整个空间的设置。

杭:那要放些什么?具体的讲,什么东西摆在里面不多余。要考虑到生活的模糊化,因为这个生活不是我们日常形态的的生活。

周:我一个月的生活本身就在画廊里发生了。那好,比如说,展厅中间有一张床,我去睡它,做它,旁边是食物和垃圾,还有厕所,我与它们发生关系,这些预先设置好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会不会误以为是在表演呢?

杭:表演和这个(展览)区别最大的是什么?谢德庆那个是什么?是表演吗?他自己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面,不跟人说话,那是生活,时间的长度改变了所有的东西。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与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也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我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杭:譬如开幕的时候,我和黄燎原在外面宣布展览开始,不是开幕是开始,你就在里面,大家就可以进来了。那你就可以在里面跟他们聊天啊抽烟啊什么都是正常的啊,你不想睡了就不睡了。都是自然的。有一个钟……

周:对着这张床?

杭:对,到时候布展再看看。你看,吃的东西,一个玻璃缸垃圾箱,你吃的东西一层层堆叠起来。

周:我在想厕所放哪。

杭:厕所可能很有问题,得有排水系统,洗澡你肯定不用想了。

周:最好还是能洗澡,在那个空间里,有一个房间是可以上厕所和洗澡的。

杭:对。它不可以剥夺了你生活的某一项权利。能够上厕所能够洗澡,一点都不多余,这些是你生活的一部分。食物是必须的,人的进食系统。

周:除了一张床,可能还会有别的,譬如说沙发啊,玩具啊。都是铁丝啊。

杭:玩具可以搞,沙发是多余的。

周:恩,沙发和床的感觉是重复的,的确多余了。有些玩具也可以是没有完成的,是残破的,床也是没有完成的。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有造假的可能?

杭:有摄像头,24小时,不允许剪切。这是一个原始数据。

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在一个纯意识纯概念的范围里讨论。但最终与人发生关系的还是感觉,从感觉的角度考虑展厅的设置才是关键。

周:这点分歧太大,我们暂时换一个角度吧。

杭:我还是在想这个作品的本源和出发点。我在嘴上说的这个作品,和真正实施(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你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这个东西不是拿概念说话了,而是概念于生活的行动本身是一种持续的发生。概念进入生活的时候,在人的行动中,被转变了。重要的不是概念的讨论,而是概念在人的行动中被重新检讨。所有的概念都是放在周洁一个月的行动中被重新定义的。生活本身的行动,吃喝穿玩,在周洁作品中都发生变化,被重新界定了。我想说的是发生即定义。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我们行为的发生。但所有的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所以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实际上我们用iPhone的时候,才对iPhone进行了重新定义。周洁的这个作品,这样的创作也是基于这个最基本的看法。所有的概念都是悬浮在天上的,它是放在了这一个月生活的时空里,对所有预设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它的开放性在于对我们生活本身及行动的开放。就像胡塞尔的哲学,把这些东西全部悬置了。

周:不那么明确了?

杭:对,这是一个结果,我先不管它明确还是不明确,只把它悬置了。在你的一个月生活中被重新搅合在一起,便出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边界的模糊。到底是展示对象还是劳动的对象,是一个生活的时间片段还是公共空间的时间片段,现在讲都不准确。必须在周洁一个月完成之后才能有效地,对所有既定的进行一次检讨。

周:必须要经历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后,这件作品才有明确的意义。

杭:譬如说哪个人跑进去要和你打打岔,这些都是作品的组成部分。再说回预设,我觉得你的这件作品唯一预设的就是难度。

周:我觉得还是有预设成分,把这些东西放在空间里这就是预设的。

杭:是,这是。但是这样的预设被降低到零界点,你要吃你要消耗。

周:必须满足人的基本诉求。你说的预设是这个。

杭:这是什么人都会碰到(的需求)。展期中,我去看你,连系去看你,另外一个人去看你,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之间的对话就很有意思。我去和连系去不一样,但我们两跟另外一个人去也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展览之前我们和你在讨论这个展览,其它的人更开放。这期间你要不要手机?

周:这个问题我有考虑,我觉得还是需要,因为它(通讯)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杭:你仍然可以在里面发微信发微博。

周:对,因为通讯设备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品。

杭:恩,不必刻意回避掉。这个展览不要多余的,但床和手机和食物不是。

周:譬如说,今天什么人来了问了我一些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发出来。手机,没必要去屏蔽。

杭:那好,这个展览又会多一件东西,手机和充电器。这个没关系。但我不能搞个电视过来。什么东西放在里面不啰嗦,要贴切。

周:也许陌生人进来会加一个微信。

杭:非常好啊,这就是开放性,生活本身的开放性。来看的人使这件作品发生变化。记者的采访,要来这里面采访都可以,这在整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

周:还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8月9号下午三点钟开始9月9号下午三点钟结束,一直都不出来。

 杭:你一出来就打破了嘛。

与“展览”的对话——写于周洁“36”天之后,杭春晓

关于周洁展览的策划意图,并不需要这样一篇文字。因展前6月7日,我与周洁及其男友在望京漫咖啡的对话,已清晰呈现了此前思考。如果说,一本画册需要前言,在我看来,那篇对话已经足够。所以展览结束很久,迟迟未再动笔。但惯性的画册编辑方式,总需一篇专门文章。于是,免不了还要写一篇文字。然每每动笔,却发现写作对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仿佛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线索在各种维度中若隐若现。

通常,一篇策展文字的写作是围绕某种预设的展览目标。此时,写作仿佛与自身对话。但着手周洁的文字,发现惯常模式失效了。单就展览结束点而言,原先按画廊空档期任意确定的36天,在结束前一天遭周洁反对。她不是反对随意选择的“36天”,而是针对“36天”计算方法的质疑。应该说,最初选择这个天数,带有不预设的偶然,却存在一种意义:用一个并非日常生活的周期单位(如周、月)检讨我们对展期固定化的周期理解。周洁在展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将“检讨”进而付诸“36天”的确定上,质疑我们关于36天的确认——以24小时为单位确定一天。比如,从某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算一天,再依此推算36天应该结束的时间点。在周洁看来,这与用周、月等固定单位看待时间周期一样。她提出从某日跨入第二日凌晨就是一天,而无需等到下午凑满24小时。并且,她认为这更符合日常经验。比如,某天早上说前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昨天,而非今天。显然,她的说法有道理。但老黄(黄燎原)担心周洁在35天到36天的凌晨结束,使展览闭幕式没办法进行。同时,还会导致公众误解她没能完成整个展览过程。于是,磋商在我们三人间展开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廊主、一个策展人,在展览即将结束时,对展览应该结束在什么时间点展开讨论。

这种现象,在其它展览中难以想象。但周洁的“36天”却合乎逻辑的发生了,没有一丝刻意。因为,展览最初策划就希望改变惯常结果的观看逻辑。为此,我们选择了未曾完成的铁丝床,将它搬到展厅,让周洁在展厅中继续完成它。此时,人们走进展厅看到的并非习惯的艺术品展示,而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件看似艺术品的铁丝床,不仅是周洁的创作对象,还是她真实的生活器具,是她36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36天”的展示对象不是惯常预期的那般明确——既不是我们习惯中的艺术,也不是习惯中的日常生活,而是模糊两者边界的中间状态。当然,它与艺术史中习以为常的现成品也不一样,是创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通过展览实践寻找认知的模糊性,为的就是对日常确定性认知展开“检讨”,希望艺术实践可以针对认知中隐含的权力,产生“去遮蔽”的开放,并将我们从固化的艺术认知经验,抑或生活认知经验中“解放”出来。整个展览,将一条“线性认知路径”折叠为“球状认知模板”,把认知对象从简化的价值系统中还原为无遮蔽状态下的复杂性。显然,基于如此想法的展览,出现周洁的“反水”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就是展览试图践行的方向。

然而,悖论在于:周洁的“反水”虽然凸显了展览实践的方向性,却导致画廊实际操作的“困难”。经过磋商,三个主体(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未能达成共识,关于展览停止的时间点不能确定。但事情总要进行下去,最终大家确认了一种“中间状态”下的处理方式:凌晨之后,周洁可以随时停止有关艺术的行为,但必须呆在展厅中等原定结束时间离开。这,显然不是某个人意见的单独生效,而是各种意见的混合生效。它的出现,仿佛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不存在简化版的可以认知的对象,世界永远处于复杂力量共同协商的生效过程中。周洁的“36天”,贯穿了这一隐喻。当她穿着睡衣走出展厅的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写作充满了挑战,绝非既有的习惯——与自己的策展目标对话。恰如,老黄的画廊无法按预设的方式闭幕。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生长”的展览,并不断调整自己。此时,展览不是预设下的执行过程,而成为新的主体:不受单一力量控制的存在体,超越了“预设”,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对话者”。正如6月7日曾提及的一种看法:“我们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行为的发生,成为一种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即‘发生即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生’消解了‘定义’本身。”让展览的“发生”成为主体,摆脱单一力量的控制,使周洁的“36天”成为开放的“存在”:它不再是艺术体制内部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所有介入展览的人或行为转化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开幕首日的反应,就超预期地激活了展览的“生长”。这一天,周洁莫名其妙地成为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条。

原因很简单,周洁在开幕式上“躶睡”了那张铁丝床。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肯定,裸睡就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但有一点很清晰,因大众媒体介入,这个展览不再只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事,虽然它们多以粗暴方式加以误读。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但使“展览”变得更具纵深度。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当天,周洁成为头条的理由是:女艺术家将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极具煽动性。它具备所有“狗仔新闻”的要素:床上躶体的色情、铁丝伤害的暴力、36天持续的惊奇,等等。有了如此劲爆的新闻点,点击量自然无忧。或许,基于如此逻辑,展览开始的几天,一些著名媒体专程到现场拍摄裸睡照片。甚至,有记者失望未能拍到预想场景时,竟和周洁商量能不能专门裸睡一下,这样可以保证多少点击量云云。出现如此要求,显然是中国媒体对待艺术的某种共性——艺术不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公众关注。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考虑艺术背后的思考,甚至不关心这些艺术的“事实”到底如何,只选择能够制造新闻的信息点,并将之整合为媒体需要的“标题”。正如,艺术家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传播者不关心这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利传播就会选择。效果确实不错,以至网友发出疑问——36天,来大姨妈怎么办?

如果站在当事人角度看这些报道,会愤怒为何不尊重基本事实。但从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这种“意外”弥足珍贵。原本,艺术品的意义多局限于自身内部,很少能在更大系统内获得“生产”。周洁的“36天”因媒体介入的“意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诸如,关于“裸睡”的问题,原先只是针对展览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6月7日的对话中,我与周洁曾专门讨论过: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我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或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就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这个当时讨论中不是最关键的内容,却成为展览与公众“对话”的关键所在。显然,展览的“生长”超越我们当时的思考,意外地使“作品”获得更大范围的塑造空间。对公众而言,“裸睡”激发了道德主义狂潮。但看似“岸然”的声讨,却缺乏真正严肃的探究。不要说理解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就连基本的事实到底如何都不追问。这与其说是道德的集体主义,不如说混杂了娱乐性的集体发泄——不需要真相,只要“口诛笔伐”的对象。今日中国,公共舆论时常如此。事情的理性辨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口径。貌似公正道义的集体口号,暗流着慰藉式的“肆意”。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定期塑造声讨对象,以满足群氓化的自我狂欢。而当狂欢结束后,大多人又集体性地恢复到现实的现实状态。于是,媒体相应定期制造“对象”,成功标准就是激发了怎样规模的口水。周洁很不幸,她先前认为“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公众需要的“痰盂”,并进一步成为“妖魔化”的当代艺术的典型。没有人注意到:展厅中为何有一张铁丝床,为何出现透明的垃圾桶,为何整齐摆放着快餐食品,为何睡在这张无法安睡的床,等等。他们选择了能够声讨的“点”,并放大为一次道德事件,再据此批判、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的“思考”,将之转变为娱乐对象。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批判,周洁的冷静使展览获得了“反批判”的力量。当她礼貌拒绝记者要求摆拍裸睡时,当她理性回答官方检查展厅的询问时,“36天”的“意义生产”意外刷新。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或可以这样理解,艺术的诞生从不取决艺术自身,而是在观众眼光中得以塑造。正如杜尚意识到艺术家是由公众选择一样,因更广泛的介入者,周洁展览获得更具延展的塑造——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舆情”的一次检讨。作为策展人,我也意外地收获了这份“延展”,原先预设的“开放性”获得更为开放的思考状态。与此同时,我开始面对一种困境:当展览的开放性获得最大可能的外延时,关于意义的表述不得不直面多维度的发生逻辑。文字的思考轨迹,显现为根茎状的缠绕,围绕变化状态中的对话对象——展览。正如,周洁的“裸睡”在激发群体批判的狂欢时,也引来个体化的理解、接受。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一言以蔽。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转型历史阶段的表征。看似正义的公众口水,我们能发现群氓化的简单发泄,同时在低智化的情绪洪流中,也能发现个体具备的道德感的存在。两者看似对立,却混合共生,亦如今日中国所有人的道德与原罪并存——每个追求正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在现实中依赖非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周洁“36天”遭遇的误读或曲解,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中,并不只是显现中国公众与当代艺术的“简单对立”。如果这么看问题,我们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假想出情绪化主体,并掉入另一种误读,成为精英化的自我放大。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一个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具备道德完备性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对错可以评判。同时,每个人也不具备简单评判他人的权力。正如,公众在道德缺乏的现实中需要道德假想的宣泄,媒体因此不断制造相关话题。两者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是共振出一个荒诞的世界。问题在于,荒诞中的每个人,扮演一件事情天使的同时也在出演另一件事情的魔鬼。身处如此现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的儿童。既然不能成为那个儿童,就无需给自己塑造绝对的正确。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检讨回视自身,放弃简单价值判断带来的遮蔽,真正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在承认他人合理的同时认知其荒谬所在。应该说,周洁“36天”激发的强烈反应,作为策展人的我一直试图找到类似的反思点。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宣泄中,我更愿观察那些来到展厅的观众。相对“裸睡”传闻中义愤填膺的谩骂者,这些探究事实究竟如何的人,正是具体事件中的天使扮演者。或许,从魔鬼到天使,就在一瞬间我们是选择简单相信,还是进一步探究。站在这个立场反向检讨艺术的发生,避免魔鬼的方式也是采用相似态度,而非误解之后的对抗升级——将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视作绝对对立。

如果,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实践的意义在于发现抑或揭示“探究”的社会理性。哪怕,它仅存于非理性洪流中的狭长缝隙间。那么,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精英化角色之外的身份——社会实践的参与者,通过与社会的对话激活某种可能,而非英雄主义色彩下的理想引领者。正如周洁的“36天”,无论社会存在怎样误读,只要展厅出现真正愿意面对的观众,它就是有效的社会实践。当代艺术基于此,才能获得文化上的介入价值,而非振臂一呼的简单快感。所以,当在展厅中看到有人静坐角落,一个下午只默默注视周洁或编织、或休息,仿佛进入教堂般,体验展厅特殊的氛围,我深感触动:当代艺术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文化使命,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与他人互动。正如展厅中,不相识的观众寂静地融入作品,那一瞬间,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空间,足以令个体化的艺术行为产生全新意义。关于观众因观看而介入作品,6月7日的对话也曾专门讨论过: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展后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显然当时估计过于保守。实际发生,远超原先设想——展览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的观众介入。以至于,类似陌生人送花、送饭,乃至来展厅共度中秋之类,都不能称为“意外”,单观众前来“裸睡”周洁正在编制的铁丝床,就发生了数次。至于尝试躺躺那张无法安睡的床,展期后半程几乎成为每天的常例。有一次正好我在展厅,一个陌生的90后女孩,再三犹豫后选择了裸睡铁丝床。当她在床上当着很多陌生面孔羞涩脱下内衣的时候,媒体那种“凡脱必炒作”的判断逻辑瞬间变得苍白、可笑。确实,这个在我面前脱去内衣的女孩,没有一丝炒作自己的意图。她只是试图通过个体实践,理解她所陌生的经验,而给予她勇气的正是周洁的“36天”。当代艺术的价值,不正是这种实践化的感知吗?当然,有人因此认为这张铁丝床抄袭了崔西的床。显然,如此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永远只是西方艺术的跟从者。这种看法与媒体大肆宣扬周洁学习“韩国艺术家和猪裸睡”相似,都隐藏了一种自我怀疑:不敢发现自我差异,习惯在他者中确认自我。差别,只是后者更为低俗。但在我看来,周洁的铁丝床(雕塑作品)并非崔西失恋的床(现成品),两者差别还在于:周洁展示的是自己与自己作品的复杂关系,没有一种具体预设的观念,是试图创造关于艺术的开放空间。至于前来尝试床的观众,并非预设的节目,而是开放性实践自然生发的结果。两者,关于艺术的发生与意义表达,显然不同。

当然,如此判断,并非一种价值比较,并不意味着周洁的艺术定位。正如“36天”只是一次具体的艺术实践。我们无需为这场小小展览制造宏大的价值归属。作为当代艺术,放弃领袖欲望的宏大性,不断积累实践中的审视经验,或许才是今天需要面对的。正如这次不断生长的“实践”,如果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审视机会,足矣。

                                                    2015年1月5日于望京

                        ——写于周洁“36天”之后

                            杭春晓

关于周洁展览的策划意图,并不需要这样一篇文字。因展前6月7日,我与周洁及其男友在望京漫咖啡的对话,已清晰呈现了此前思考。如果说,一本画册需要前言,在我看来,那篇对话已经足够。所以展览结束很久,迟迟未再动笔。但惯性的画册编辑方式,总需一篇专门文章。于是,免不了还要写一篇文字。然每每动笔,却发现写作对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仿佛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线索在各种维度中若隐若现。

通常,一篇策展文字的写作是围绕某种预设的展览目标。此时,写作仿佛与自身对话。但着手周洁的文字,发现惯常模式失效了。单就展览结束点而言,原先按画廊空档期任意确定的36天,在结束前一天遭周洁反对。她不是反对随意选择的“36天”,而是针对“36天”计算方法的质疑。应该说,最初选择这个天数,带有不预设的偶然,却存在一种意义:用一个并非日常生活的周期单位(如周、月)检讨我们对展期固定化的周期理解。周洁在展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将“检讨”进而付诸“36天”的确定上,质疑我们关于36天的确认——以24小时为单位确定一天。比如,从某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算一天,再依此推算36天应该结束的时间点。在周洁看来,这与用周、月等固定单位看待时间周期一样。她提出从某日跨入第二日凌晨就是一天,而无需等到下午凑满24小时。并且,她认为这更符合日常经验。比如,某天早上说前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昨天,而非今天。显然,她的说法有道理。但老黄(黄燎原)担心周洁在35天到36天的凌晨结束,使展览闭幕式没办法进行。同时,还会导致公众误解她没能完成整个展览过程。于是,磋商在我们三人间展开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廊主、一个策展人,在展览即将结束时,对展览应该结束在什么时间点展开讨论。

这种现象,在其它展览中难以想象。但周洁的“36天”却合乎逻辑的发生了,没有一丝刻意。因为,展览最初策划就希望改变惯常结果的观看逻辑。为此,我们选择了未曾完成的铁丝床,将它搬到展厅,让周洁在展厅中继续完成它。此时,人们走进展厅看到的并非习惯的艺术品展示,而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件看似艺术品的铁丝床,不仅是周洁的创作对象,还是她真实的生活器具,是她36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36天”的展示对象不是惯常预期的那般明确——既不是我们习惯中的艺术,也不是习惯中的日常生活,而是模糊两者边界的中间状态。当然,它与艺术史中习以为常的现成品也不一样,是创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通过展览实践寻找认知的模糊性,为的就是对日常确定性认知展开“检讨”,希望艺术实践可以针对认知中隐含的权力,产生“去遮蔽”的开放,并将我们从固化的艺术认知经验,抑或生活认知经验中“解放”出来。整个展览,将一条“线性认知路径”折叠为“球状认知模板”,把认知对象从简化的价值系统中还原为无遮蔽状态下的复杂性。显然,基于如此想法的展览,出现周洁的“反水”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就是展览试图践行的方向。

然而,悖论在于:周洁的“反水”虽然凸显了展览实践的方向性,却导致画廊实际操作的“困难”。经过磋商,三个主体(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未能达成共识,关于展览停止的时间点不能确定。但事情总要进行下去,最终大家确认了一种“中间状态”下的处理方式:凌晨之后,周洁可以随时停止有关艺术的行为,但必须呆在展厅中等原定结束时间离开。这,显然不是某个人意见的单独生效,而是各种意见的混合生效。它的出现,仿佛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不存在简化版的可以认知的对象,世界永远处于复杂力量共同协商的生效过程中。周洁的“36天”,贯穿了这一隐喻。当她穿着睡衣走出展厅的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写作充满了挑战,绝非既有的习惯——与自己的策展目标对话。恰如,老黄的画廊无法按预设的方式闭幕。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生长”的展览,并不断调整自己。此时,展览不是预设下的执行过程,而成为新的主体:不受单一力量控制的存在体,超越了“预设”,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对话者”。正如6月7日曾提及的一种看法:“我们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行为的发生,成为一种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即‘发生即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生’消解了‘定义’本身。”让展览的“发生”成为主体,摆脱单一力量的控制,使周洁的“36天”成为开放的“存在”:它不再是艺术体制内部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所有介入展览的人或行为转化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开幕首日的反应,就超预期地激活了展览的“生长”。这一天,周洁莫名其妙地成为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条。

原因很简单,周洁在开幕式上“躶睡”了那张铁丝床。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肯定,裸睡就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但有一点很清晰,因大众媒体介入,这个展览不再只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事,虽然它们多以粗暴方式加以误读。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但使“展览”变得更具纵深度。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当天,周洁成为头条的理由是:女艺术家将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极具煽动性。它具备所有“狗仔新闻”的要素:床上躶体的色情、铁丝伤害的暴力、36天持续的惊奇,等等。有了如此劲爆的新闻点,点击量自然无忧。或许,基于如此逻辑,展览开始的几天,一些著名媒体专程到现场拍摄裸睡照片。甚至,有记者失望未能拍到预想场景时,竟和周洁商量能不能专门裸睡一下,这样可以保证多少点击量云云。出现如此要求,显然是中国媒体对待艺术的某种共性——艺术不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公众关注。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考虑艺术背后的思考,甚至不关心这些艺术的“事实”到底如何,只选择能够制造新闻的信息点,并将之整合为媒体需要的“标题”。正如,艺术家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传播者不关心这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利传播就会选择。效果确实不错,以至网友发出疑问——36天,来大姨妈怎么办?

如果站在当事人角度看这些报道,会愤怒为何不尊重基本事实。但从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这种“意外”弥足珍贵。原本,艺术品的意义多局限于自身内部,很少能在更大系统内获得“生产”。周洁的“36天”因媒体介入的“意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诸如,关于“裸睡”的问题,原先只是针对展览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6月7日的对话中,我与周洁曾专门讨论过: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我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或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就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这个当时讨论中不是最关键的内容,却成为展览与公众“对话”的关键所在。显然,展览的“生长”超越我们当时的思考,意外地使“作品”获得更大范围的塑造空间。对公众而言,“裸睡”激发了道德主义狂潮。但看似“岸然”的声讨,却缺乏真正严肃的探究。不要说理解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就连基本的事实到底如何都不追问。这与其说是道德的集体主义,不如说混杂了娱乐性的集体发泄——不需要真相,只要“口诛笔伐”的对象。今日中国,公共舆论时常如此。事情的理性辨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口径。貌似公正道义的集体口号,暗流着慰藉式的“肆意”。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定期塑造声讨对象,以满足群氓化的自我狂欢。而当狂欢结束后,大多人又集体性地恢复到现实的现实状态。于是,媒体相应定期制造“对象”,成功标准就是激发了怎样规模的口水。周洁很不幸,她先前认为“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公众需要的“痰盂”,并进一步成为“妖魔化”的当代艺术的典型。没有人注意到:展厅中为何有一张铁丝床,为何出现透明的垃圾桶,为何整齐摆放着快餐食品,为何睡在这张无法安睡的床,等等。他们选择了能够声讨的“点”,并放大为一次道德事件,再据此批判、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的“思考”,将之转变为娱乐对象。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批判,周洁的冷静使展览获得了“反批判”的力量。当她礼貌拒绝记者要求摆拍裸睡时,当她理性回答官方检查展厅的询问时,“36天”的“意义生产”意外刷新。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或可以这样理解,艺术的诞生从不取决艺术自身,而是在观众眼光中得以塑造。正如杜尚意识到艺术家是由公众选择一样,因更广泛的介入者,周洁展览获得更具延展的塑造——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舆情”的一次检讨。作为策展人,我也意外地收获了这份“延展”,原先预设的“开放性”获得更为开放的思考状态。与此同时,我开始面对一种困境:当展览的开放性获得最大可能的外延时,关于意义的表述不得不直面多维度的发生逻辑。文字的思考轨迹,显现为根茎状的缠绕,围绕变化状态中的对话对象——展览。正如,周洁的“裸睡”在激发群体批判的狂欢时,也引来个体化的理解、接受。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一言以蔽。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转型历史阶段的表征。看似正义的公众口水,我们能发现群氓化的简单发泄,同时在低智化的情绪洪流中,也能发现个体具备的道德感的存在。两者看似对立,却混合共生,亦如今日中国所有人的道德与原罪并存——每个追求正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在现实中依赖非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周洁“36天”遭遇的误读或曲解,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中,并不只是显现中国公众与当代艺术的“简单对立”。如果这么看问题,我们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假想出情绪化主体,并掉入另一种误读,成为精英化的自我放大。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一个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具备道德完备性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对错可以评判。同时,每个人也不具备简单评判他人的权力。正如,公众在道德缺乏的现实中需要道德假想的宣泄,媒体因此不断制造相关话题。两者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是共振出一个荒诞的世界。问题在于,荒诞中的每个人,扮演一件事情天使的同时也在出演另一件事情的魔鬼。身处如此现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的儿童。既然不能成为那个儿童,就无需给自己塑造绝对的正确。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检讨回视自身,放弃简单价值判断带来的遮蔽,真正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在承认他人合理的同时认知其荒谬所在。应该说,周洁“36天”激发的强烈反应,作为策展人的我一直试图找到类似的反思点。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宣泄中,我更愿观察那些来到展厅的观众。相对“裸睡”传闻中义愤填膺的谩骂者,这些探究事实究竟如何的人,正是具体事件中的天使扮演者。或许,从魔鬼到天使,就在一瞬间我们是选择简单相信,还是进一步探究。站在这个立场反向检讨艺术的发生,避免魔鬼的方式也是采用相似态度,而非误解之后的对抗升级——将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视作绝对对立。

如果,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实践的意义在于发现抑或揭示“探究”的社会理性。哪怕,它仅存于非理性洪流中的狭长缝隙间。那么,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精英化角色之外的身份——社会实践的参与者,通过与社会的对话激活某种可能,而非英雄主义色彩下的理想引领者。正如周洁的“36天”,无论社会存在怎样误读,只要展厅出现真正愿意面对的观众,它就是有效的社会实践。当代艺术基于此,才能获得文化上的介入价值,而非振臂一呼的简单快感。所以,当在展厅中看到有人静坐角落,一个下午只默默注视周洁或编织、或休息,仿佛进入教堂般,体验展厅特殊的氛围,我深感触动:当代艺术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文化使命,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与他人互动。正如展厅中,不相识的观众寂静地融入作品,那一瞬间,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空间,足以令个体化的艺术行为产生全新意义。关于观众因观看而介入作品,6月7日的对话也曾专门讨论过: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展后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显然当时估计过于保守。实际发生,远超原先设想——展览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的观众介入。以至于,类似陌生人送花、送饭,乃至来展厅共度中秋之类,都不能称为“意外”,单观众前来“裸睡”周洁正在编制的铁丝床,就发生了数次。至于尝试躺躺那张无法安睡的床,展期后半程几乎成为每天的常例。有一次正好我在展厅,一个陌生的90后女孩,再三犹豫后选择了裸睡铁丝床。当她在床上当着很多陌生面孔羞涩脱下内衣的时候,媒体那种“凡脱必炒作”的判断逻辑瞬间变得苍白、可笑。确实,这个在我面前脱去内衣的女孩,没有一丝炒作自己的意图。她只是试图通过个体实践,理解她所陌生的经验,而给予她勇气的正是周洁的“36天”。当代艺术的价值,不正是这种实践化的感知吗?当然,有人因此认为这张铁丝床抄袭了崔西的床。显然,如此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永远只是西方艺术的跟从者。这种看法与媒体大肆宣扬周洁学习“韩国艺术家和猪裸睡”相似,都隐藏了一种自我怀疑:不敢发现自我差异,习惯在他者中确认自我。差别,只是后者更为低俗。但在我看来,周洁的铁丝床(雕塑作品)并非崔西失恋的床(现成品),两者差别还在于:周洁展示的是自己与自己作品的复杂关系,没有一种具体预设的观念,是试图创造关于艺术的开放空间。至于前来尝试床的观众,并非预设的节目,而是开放性实践自然生发的结果。两者,关于艺术的发生与意义表达,显然不同。

当然,如此判断,并非一种价值比较,并不意味着周洁的艺术定位。正如“36天”只是一次具体的艺术实践。我们无需为这场小小展览制造宏大的价值归属。作为当代艺术,放弃领袖欲望的宏大性,不断积累实践中的审视经验,或许才是今天需要面对的。正如这次不断生长的“实践”,如果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审视机会,足矣。

                                                    2015年1月5日于望京

与“展览”的对话

                        ——写于周洁“36天”之后

                            杭春晓

关于周洁展览的策划意图,并不需要这样一篇文字。因展前6月7日,我与周洁及其男友在望京漫咖啡的对话,已清晰呈现了此前思考。如果说,一本画册需要前言,在我看来,那篇对话已经足够。所以展览结束很久,迟迟未再动笔。但惯性的画册编辑方式,总需一篇专门文章。于是,免不了还要写一篇文字。然每每动笔,却发现写作对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仿佛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线索在各种维度中若隐若现。

通常,一篇策展文字的写作是围绕某种预设的展览目标。此时,写作仿佛与自身对话。但着手周洁的文字,发现惯常模式失效了。单就展览结束点而言,原先按画廊空档期任意确定的36天,在结束前一天遭周洁反对。她不是反对随意选择的“36天”,而是针对“36天”计算方法的质疑。应该说,最初选择这个天数,带有不预设的偶然,却存在一种意义:用一个并非日常生活的周期单位(如周、月)检讨我们对展期固定化的周期理解。周洁在展览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将“检讨”进而付诸“36天”的确定上,质疑我们关于36天的确认——以24小时为单位确定一天。比如,从某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算一天,再依此推算36天应该结束的时间点。在周洁看来,这与用周、月等固定单位看待时间周期一样。她提出从某日跨入第二日凌晨就是一天,而无需等到下午凑满24小时。并且,她认为这更符合日常经验。比如,某天早上说前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昨天,而非今天。显然,她的说法有道理。但老黄(黄燎原)担心周洁在35天到36天的凌晨结束,使展览闭幕式没办法进行。同时,还会导致公众误解她没能完成整个展览过程。于是,磋商在我们三人间展开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廊主、一个策展人,在展览即将结束时,对展览应该结束在什么时间点展开讨论。

这种现象,在其它展览中难以想象。但周洁的“36天”却合乎逻辑的发生了,没有一丝刻意。因为,展览最初策划就希望改变惯常结果的观看逻辑。为此,我们选择了未曾完成的铁丝床,将它搬到展厅,让周洁在展厅中继续完成它。此时,人们走进展厅看到的并非习惯的艺术品展示,而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的,这件看似艺术品的铁丝床,不仅是周洁的创作对象,还是她真实的生活器具,是她36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36天”的展示对象不是惯常预期的那般明确——既不是我们习惯中的艺术,也不是习惯中的日常生活,而是模糊两者边界的中间状态。当然,它与艺术史中习以为常的现成品也不一样,是创作品与现成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通过展览实践寻找认知的模糊性,为的就是对日常确定性认知展开“检讨”,希望艺术实践可以针对认知中隐含的权力,产生“去遮蔽”的开放,并将我们从固化的艺术认知经验,抑或生活认知经验中“解放”出来。整个展览,将一条“线性认知路径”折叠为“球状认知模板”,把认知对象从简化的价值系统中还原为无遮蔽状态下的复杂性。显然,基于如此想法的展览,出现周洁的“反水”不仅合乎逻辑,甚至就是展览试图践行的方向。

然而,悖论在于:周洁的“反水”虽然凸显了展览实践的方向性,却导致画廊实际操作的“困难”。经过磋商,三个主体(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未能达成共识,关于展览停止的时间点不能确定。但事情总要进行下去,最终大家确认了一种“中间状态”下的处理方式:凌晨之后,周洁可以随时停止有关艺术的行为,但必须呆在展厅中等原定结束时间离开。这,显然不是某个人意见的单独生效,而是各种意见的混合生效。它的出现,仿佛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不存在简化版的可以认知的对象,世界永远处于复杂力量共同协商的生效过程中。周洁的“36天”,贯穿了这一隐喻。当她穿着睡衣走出展厅的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展览的写作充满了挑战,绝非既有的习惯——与自己的策展目标对话。恰如,老黄的画廊无法按预设的方式闭幕。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生长”的展览,并不断调整自己。此时,展览不是预设下的执行过程,而成为新的主体:不受单一力量控制的存在体,超越了“预设”,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对话者”。正如6月7日曾提及的一种看法:“我们以前是定义在发生之前完成,然后定义就控制着行为的发生,成为一种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发生都是在重新定义。发生才是定义本身。即‘发生即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生’消解了‘定义’本身。”让展览的“发生”成为主体,摆脱单一力量的控制,使周洁的“36天”成为开放的“存在”:它不再是艺术体制内部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所有介入展览的人或行为转化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开幕首日的反应,就超预期地激活了展览的“生长”。这一天,周洁莫名其妙地成为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条。

原因很简单,周洁在开幕式上“躶睡”了那张铁丝床。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肯定,裸睡就一定会上娱乐版头条。但有一点很清晰,因大众媒体介入,这个展览不再只是艺术系统内部的事,虽然它们多以粗暴方式加以误读。误读甚至故意扭曲,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但使“展览”变得更具纵深度。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当天,周洁成为头条的理由是:女艺术家将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极具煽动性。它具备所有“狗仔新闻”的要素:床上躶体的色情、铁丝伤害的暴力、36天持续的惊奇,等等。有了如此劲爆的新闻点,点击量自然无忧。或许,基于如此逻辑,展览开始的几天,一些著名媒体专程到现场拍摄裸睡照片。甚至,有记者失望未能拍到预想场景时,竟和周洁商量能不能专门裸睡一下,这样可以保证多少点击量云云。出现如此要求,显然是中国媒体对待艺术的某种共性——艺术不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公众关注。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考虑艺术背后的思考,甚至不关心这些艺术的“事实”到底如何,只选择能够制造新闻的信息点,并将之整合为媒体需要的“标题”。正如,艺术家在铁丝床上裸睡36天,传播者不关心这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利传播就会选择。效果确实不错,以至网友发出疑问——36天,来大姨妈怎么办?

如果站在当事人角度看这些报道,会愤怒为何不尊重基本事实。但从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这种“意外”弥足珍贵。原本,艺术品的意义多局限于自身内部,很少能在更大系统内获得“生产”。周洁的“36天”因媒体介入的“意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诸如,关于“裸睡”的问题,原先只是针对展览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6月7日的对话中,我与周洁曾专门讨论过:

“周:其实我在里面穿与不穿,也跟我的意识有关,不会去刻意。譬如说,我做(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穿一件睡衣。我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平时生活中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不穿。

杭:这个完全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要预设当时穿或不穿。一个月里,你状态有不舒服的时候,脱了睡在床上就很正常。这样做,恰恰是对现有展览制度的开放。所谓开放,就是我们预设的展览系统的重新开放,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放。只有我们预设的东西被踢出后,才是真实本身。

周:细节一点,开幕那天,我想怎么样就行。

杭:随便啊,你想做就做,你想抽根烟就抽,你想干什么都行。

周:可能会有人干涉吗?一些机构?

杭:你讲的是政府类的机构?

周:对!

杭:不知道。

周:因为有可能我开幕的时候,就脱光了睡在上面了。这个我也说不准啊。完全有可能啊。

杭:你想这样也可以嘛。

周: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这个当时讨论中不是最关键的内容,却成为展览与公众“对话”的关键所在。显然,展览的“生长”超越我们当时的思考,意外地使“作品”获得更大范围的塑造空间。对公众而言,“裸睡”激发了道德主义狂潮。但看似“岸然”的声讨,却缺乏真正严肃的探究。不要说理解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就连基本的事实到底如何都不追问。这与其说是道德的集体主义,不如说混杂了娱乐性的集体发泄——不需要真相,只要“口诛笔伐”的对象。今日中国,公共舆论时常如此。事情的理性辨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口径。貌似公正道义的集体口号,暗流着慰藉式的“肆意”。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定期塑造声讨对象,以满足群氓化的自我狂欢。而当狂欢结束后,大多人又集体性地恢复到现实的现实状态。于是,媒体相应定期制造“对象”,成功标准就是激发了怎样规模的口水。周洁很不幸,她先前认为“不是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公众需要的“痰盂”,并进一步成为“妖魔化”的当代艺术的典型。没有人注意到:展厅中为何有一张铁丝床,为何出现透明的垃圾桶,为何整齐摆放着快餐食品,为何睡在这张无法安睡的床,等等。他们选择了能够声讨的“点”,并放大为一次道德事件,再据此批判、甚至消解当代艺术的“思考”,将之转变为娱乐对象。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批判,周洁的冷静使展览获得了“反批判”的力量。当她礼貌拒绝记者要求摆拍裸睡时,当她理性回答官方检查展厅的询问时,“36天”的“意义生产”意外刷新。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或可以这样理解,艺术的诞生从不取决艺术自身,而是在观众眼光中得以塑造。正如杜尚意识到艺术家是由公众选择一样,因更广泛的介入者,周洁展览获得更具延展的塑造——成为对“有中国特色的舆情”的一次检讨。作为策展人,我也意外地收获了这份“延展”,原先预设的“开放性”获得更为开放的思考状态。与此同时,我开始面对一种困境:当展览的开放性获得最大可能的外延时,关于意义的表述不得不直面多维度的发生逻辑。文字的思考轨迹,显现为根茎状的缠绕,围绕变化状态中的对话对象——展览。正如,周洁的“裸睡”在激发群体批判的狂欢时,也引来个体化的理解、接受。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一言以蔽。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似乎构成了某种转型历史阶段的表征。看似正义的公众口水,我们能发现群氓化的简单发泄,同时在低智化的情绪洪流中,也能发现个体具备的道德感的存在。两者看似对立,却混合共生,亦如今日中国所有人的道德与原罪并存——每个追求正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在现实中依赖非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周洁“36天”遭遇的误读或曲解,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中,并不只是显现中国公众与当代艺术的“简单对立”。如果这么看问题,我们也因公众的不理解而假想出情绪化主体,并掉入另一种误读,成为精英化的自我放大。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一个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不具备道德完备性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对错可以评判。同时,每个人也不具备简单评判他人的权力。正如,公众在道德缺乏的现实中需要道德假想的宣泄,媒体因此不断制造相关话题。两者不存在绝对的正确、错误,只是共振出一个荒诞的世界。问题在于,荒诞中的每个人,扮演一件事情天使的同时也在出演另一件事情的魔鬼。身处如此现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装的儿童。既然不能成为那个儿童,就无需给自己塑造绝对的正确。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检讨回视自身,放弃简单价值判断带来的遮蔽,真正进入世界的复杂性,在承认他人合理的同时认知其荒谬所在。应该说,周洁“36天”激发的强烈反应,作为策展人的我一直试图找到类似的反思点。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宣泄中,我更愿观察那些来到展厅的观众。相对“裸睡”传闻中义愤填膺的谩骂者,这些探究事实究竟如何的人,正是具体事件中的天使扮演者。或许,从魔鬼到天使,就在一瞬间我们是选择简单相信,还是进一步探究。站在这个立场反向检讨艺术的发生,避免魔鬼的方式也是采用相似态度,而非误解之后的对抗升级——将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视作绝对对立。

如果,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实践的意义在于发现抑或揭示“探究”的社会理性。哪怕,它仅存于非理性洪流中的狭长缝隙间。那么,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精英化角色之外的身份——社会实践的参与者,通过与社会的对话激活某种可能,而非英雄主义色彩下的理想引领者。正如周洁的“36天”,无论社会存在怎样误读,只要展厅出现真正愿意面对的观众,它就是有效的社会实践。当代艺术基于此,才能获得文化上的介入价值,而非振臂一呼的简单快感。所以,当在展厅中看到有人静坐角落,一个下午只默默注视周洁或编织、或休息,仿佛进入教堂般,体验展厅特殊的氛围,我深感触动:当代艺术不需要宏大叙事的文化使命,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与他人互动。正如展厅中,不相识的观众寂静地融入作品,那一瞬间,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空间,足以令个体化的艺术行为产生全新意义。关于观众因观看而介入作品,6月7日的对话也曾专门讨论过:

“连:从感受出发,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五分钟,看她做床,你觉得这个旁观者从她的这个行为中体会到什么?

杭:旁观者要看足够长的时间

连:他必须要参与到很长的时间

杭:对。如果是日常的走马观花的,那他是没有进入到这个作品中。这个作品的完整性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参观者进去以后跟周洁发生关系,也许对话,也许别的什么。那么周洁就把他拉入到了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有的过程,就是一种开放性。”

展后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显然当时估计过于保守。实际发生,远超原先设想——展览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的观众介入。以至于,类似陌生人送花、送饭,乃至来展厅共度中秋之类,都不能称为“意外”,单观众前来“裸睡”周洁正在编制的铁丝床,就发生了数次。至于尝试躺躺那张无法安睡的床,展期后半程几乎成为每天的常例。有一次正好我在展厅,一个陌生的90后女孩,再三犹豫后选择了裸睡铁丝床。当她在床上当着很多陌生面孔羞涩脱下内衣的时候,媒体那种“凡脱必炒作”的判断逻辑瞬间变得苍白、可笑。确实,这个在我面前脱去内衣的女孩,没有一丝炒作自己的意图。她只是试图通过个体实践,理解她所陌生的经验,而给予她勇气的正是周洁的“36天”。当代艺术的价值,不正是这种实践化的感知吗?当然,有人因此认为这张铁丝床抄袭了崔西的床。显然,如此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永远只是西方艺术的跟从者。这种看法与媒体大肆宣扬周洁学习“韩国艺术家和猪裸睡”相似,都隐藏了一种自我怀疑:不敢发现自我差异,习惯在他者中确认自我。差别,只是后者更为低俗。但在我看来,周洁的铁丝床(雕塑作品)并非崔西失恋的床(现成品),两者差别还在于:周洁展示的是自己与自己作品的复杂关系,没有一种具体预设的观念,是试图创造关于艺术的开放空间。至于前来尝试床的观众,并非预设的节目,而是开放性实践自然生发的结果。两者,关于艺术的发生与意义表达,显然不同。

当然,如此判断,并非一种价值比较,并不意味着周洁的艺术定位。正如“36天”只是一次具体的艺术实践。我们无需为这场小小展览制造宏大的价值归属。作为当代艺术,放弃领袖欲望的宏大性,不断积累实践中的审视经验,或许才是今天需要面对的。正如这次不断生长的“实践”,如果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审视机会,足矣。

                                                    2015年1月5日于望京


  • 杭春晓:

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美术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于《文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等期刊发表《绘画资源的开放——古物陈列所与民初中国画》、《文人理想的幻灭与重建——文徵明的出仕、致仕及其心理辨析》、《以“仁”代“义”——忆陈侍郎书画合卷与溥心畬的“遗民想象”》等论文;出版《渐进式文化改良——以民初北京地区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获选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方法论与美术史个案叙事》等专著。